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向社会发布六项前沿突破性成果，展示了我国科技考古领域的最新进展与澎湃动力。
动物考古：创建全球领先的科技考古资源标准库
想知道远古的动物长什么样吗？走进中华文明科技资源动物标本库，那一排排柜中的小盒里，就珍藏着来自河北南庄头遗址的中国最早家犬遗存、来自河南贾湖遗址的中国最早家猪遗存等珍贵藏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吕鹏介绍，历经三代学者60多年的接续努力，这里收藏了中国古代与现生动物标本和骨质文物10万余件，在标本全面性、文化系统性、种群代表性上达到“国内领先，世界一流”水平。
这些珍贵的动物标本规模宏大、种类最齐全、种群最具代表性，将为多学科研究提供权威样本，帮助人们挖掘出更多关于古代动物的故事，构建起支撑环境演变、动物演化、文明演进、遗传谱系、资源流通、文化礼俗等多领域研究的实物证据链。
作为国家文物局首批试点建设的示范性标本库，这里凭借标准化建设与创新型管理为全国考古标本库房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有力引领行业基础设施规范化发展进程。
实验室考古：用科技给文物做精细“手术”
在2018血渭一号墓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创新工作模式，将文物保护修复、科技检测工作与考古发掘同步进行，构建了一套从考古发掘现场到实验室、从微观到宏观的应急保护、科技检测与修复的工作流程。
在2018血渭一号墓的精细化实验室考古工作中，多学科的通力协作给文物做了精细“手术”，清理并及时有效地保护、修复了脆弱质文物，成功复原出包括髹漆马铠甲、鎏金铜铠甲、髹漆皮盾、具有民族特色的铜釜、唐代典型金银平脱工艺的漆盘等在内的多套珍贵遗物。
“这些遗存信息就像搅在一起的一团线，我们团队协同作战，找到一个又一个的线头，顺着线头，我们又找出了长线。有些线断掉了，我们将其逐一连接。发现打结的线，我们就把结打开。”实验室考古方舱研究实习员郭正臣如是描述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文物的保护与复原过程。就顺着这一根根的“线”，他们找到并恢复出了历史信息。比如，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髹漆马铠甲——甲片残损严重、编缀关系复杂。“我们在遗存堆积中一层一层地提取，一片一片地梳理。”郭正臣介绍，团队成员分析研究每一片甲片的特性，找到它的位置归属，将零散的甲片编缀成部件，终于修复骏马身上华丽且高贵的铠甲：黑色为底、饰以红色纹样的漆甲片连缀成铠甲，覆盖战马的颈、胸、腹等关键部位，尽显“劲弓利刃不能甚伤”的防御能力，彰显出当时军事装备的精良。
纺织考古：实证中国是扎经染色技术的发源地
扎经染色是一种分布广泛的古典染织工艺，在丝绸之路沿途出土了很多精美的扎经染色织物残片。不过，关于它究竟起源于何处，学界一直说法不一。
纺织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助理研究员刘大玮介绍，实验室通过“科学测年—物质分析—文献互证”的研究范式，对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一件扎经染色织物残片进行多角度分析，明确了其织成年代应不晚于公元750年，确认它是世界已知最早的经科学发掘的扎经染色织物实物，用实证数据纠正了国际学界“印度源头论”的认识，确证了中国作为“扎经染色”这项世界范围内标志性古典纺织技术发源地的历史贡献。
这项研究通过科技检测与文献研究等分析，发现这块残片使用的染色原料之一是川黄檗，进一步确定了该残片便是唐代文献所记载的“斑布”：其主要原料来源于中国西南地区，生产地则遍布东南和西南各地，产品或以土贡形式运送到唐都长安，后经朝廷颁赐，或经贸易通路等形式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输送。
青海都兰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在此发现的残片正是唐代纺织商贸与文化传播活动的见证。
农业考古：用数据证实定居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农，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也。”农业是文明发展的根基，然而由于缺乏关键地区、关键遗址的年代学数据与同位素数据，有关旱作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目前仍缺乏系统的总结。近期，考古学者对河北张家口四台与郑家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与兴隆沟、辽宁建平县马鞍桥山等旱作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遗址开展综合研究，获取了一批重要的碳十四测年与同位素数据。
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负责人、副研究员陈相龙介绍，新的测年数据显示，大约10000年前，冀北山地的先民开始逐步走向定居生活，这种生活模式的转变促进了早期农业的产生；大约7800至7500年前，西辽河区域的旱作农业经济已然确定，为早期农业社会的诞生提供了支撑。随着旱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农业群体规模的扩大，红山文化在约5800到5500年前率先迈入文明起源的古国文明时期。
这些新数据不但弥补了过去研究中有关旱作农业经济和早期文明要素形成关系的部分空缺，证实了定居生活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还为探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机制贡献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木材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杨梅树
“众口但便甜似蜜，宁知奇处是微酸。”杨梅界一直有“中国杨梅看浙江”的说法，而余姚是浙江杨梅主产区之一。考古学者通过树轮年代学、碳十四测年、木材解剖学和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Py/GC-MS）等科技手段，确定浙江余姚施岙遗址出土的古树遗存约为公元前252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杨梅古树。
木材考古实验室负责人、研究员王树芝介绍，该成果首次将古树从“杨梅属”鉴定到了“杨梅种”，是国内最早、最为明确的杨梅树种，首次将杨梅的食用历史追溯至数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实证杨梅悠久历史与余姚“中华杨梅之乡”的渊源。
这说明，浙江人民爱吃杨梅的基因可能是继承自老祖宗——良渚先民。施岙遗址古杨梅遗存与古稻田构成水田生态景观，显示良渚文化时期宁绍平原先民存在多元生业经济，也为解析良渚先民的食谱提供线索。
数字考古：揭秘距今5000年前后的水利工程
距今五千多年的古代水利工程什么样？古人有哪些灌溉、防洪“妙招”？考古人员集成空间信息技术与田野考古成果，通过遗址三维重建与数据分析，聚焦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史前聚落遗址，重建了良渚古城外围及屈家岭、石家河、城河等重要遗址的形成过程，揭示出史前先民修筑防洪与灌溉设施、调控水利资源、达成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人地关系模式。
数字考古实验室负责人、研究员刘建国介绍，本研究继良渚史前水利工程之后，厘清了比都江堰早近3000年的江汉平原治水普遍模式，发现多处距今5000年前后的水利工程，不仅展现出先民卓越的工程智慧，也为“大禹治水”这一传说的形成提供考古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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